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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成钢:相比技术创新,制度创新对中国更重要
2019-07-12 / 来源:本站

许成钢:相比技术创新,制度创新对中国更重要

  世界上所有能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,创新的首位一定是制度,而不是技术。

强制推行技术创新而不管制度条件,意味着忽略创新中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:激励机制问题。 没有理清激励机制问题,可能导致很高的风险。 2017年6月9日,科博会上看“大国科技”,参观者在参观展出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模型。

鞠焕宗摄  创新对长期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举世公认。 但创新从来不单纯是技术的创新,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、转轨国家、历经改革的国家,最重要的创新是制度创新。 中国改革的前30年里,在从计划经济模式转轨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方面,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。

其中最大的部分是制度改革,或制度创新。 其核心是废弃过去约束经济发展的制度,代之以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。

  用市场制度代替计划经济,解散人民公社,开放吸引外资,扩大贸易,允许民营经济大发展等等。

这些“创新”的制度使资源得以大规模地优化重组,大大地减少了浪费和低效。

  与发达国家相比,这些“创新”的制度可能并不新。 但从中国自身来看,从发展中国家能够发展的角度来看,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而言,中国的制度改革能走到这一步的过程、走法,都是创新。 有些改革在当时旧制度的束缚下显得非常大胆、冒险。

没有这些基本的制度创新,在落后制度的束缚下,绝大多数管理和技术创新都不会产生。 今天,中国经济面临一些挑战,其中尚待改革的落后制度是造成问题的根源。

不改革这些制度,以行政方式大规模推动创新,不仅不会如愿以偿,而且可能导致很高的风险。   粗看全世界的整体情况,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有非常重大和基本的作用。 但细看,则只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才主要依赖技术创新。

因为发达国家在市场制度上已经相对完善,从资本投入、人力投入、土地投入等投入的角度看,通过市场已经使资源配置达到相对完美的程度或均衡状态,换句话说就是优化组合。

  在此条件下,经济再向前发展,只能主要靠技术创新。 这就是产业革命以来,以美国、英国为代表的处于制度和技术前沿领域的国家,在一百多年里走过的道路。 但是,技术创新不仅需要承担非常高的成本和风险,而且需要制度上的基本条件。   因此,世界上所有能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,创新的首位一定是制度,而不是技术,包括19世纪末的德国、日本,战后发展的以色列、韩国、中国台湾地区等。 依赖足够好的制度,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在创新方面与技术的最前沿国家足够接近。   但是,所有发展中国家面对的问题性质不同。

对这个问题的研究,是跨分支的经济学中最大的问题之一。 早在二三十年前,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就曾经提问,为什么世界上有不发达的经济?的确,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,如果所有国家都是法治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,没有制度上的差别,也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不可应付的严重疾病,那么它们的经济发展程度应该趋同。

  因此,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制度,是非市场制度或没有法治的无秩序制度束缚了经济发展。 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,必须首先消除束缚发展的制度,代之以有利于发展的制度。 消除落后制度,采用先进制度,是一个艰难的创新过程。

虽然作为制度创新的最终结果,与先进国家比较,可能没有特别新。   如果认识不到制度的重要性,误认为技术决定一切,忽视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基本制度条件,以强制方式大规模推行技术创新,可能事与愿违。   强制推行技术创新而不管制度条件,意味着忽略创新中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:激励机制问题。 在谈到创新时,如果讲经济现象、社会现象,第一个问题就是创新者为什么创新,他们的动力是什么?努力从事创新的人很多,动机更是不同。

  有的人是为了好奇,有的人是为了名利,有的人是为了科学,有的人是为了商业。

有的人的动机与投资者利益一致,而大多数人和投资者的利益并不一致。

但是,几乎所有的创新活动都是需要别人投资的。 投资者为什么向某个创新项目投资?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,是要做决定的。

用什么机制来决定?这是一个要重视的问题。   第二,谁能创新?乐于从事创新活动,或声称能够从事创新活动的人可以很多,可能有一万人,十万人,甚至一百万人。 但在他们中间谁真的想创新?谁能够创新?怎么选择?用什么机制选择?在任何官僚体制里,选择机制都有一些程序化的简单办法,例如看学历、看学位、看过去的成就等等。   但最有创新能力的人往往并没有简单规则可循。

爱迪生没有学历,乔布斯学历很低,马云在创办阿里巴巴之前也没有醒目的成就。

如果按照通常的方式选人,这些人才从一开始就被淘汰了。

  第三,关于投资。

谁愿意出钱,出谁的钱,赔了怎么办?是自己的钱?别人委托的钱?还是用政府的钱?三个不同来源,涉及不同的激励机制。   当大规模强力推动技术创新时,会有大量欺骗性的项目蜂拥而至。

这些项目或明目张胆或遮遮掩掩,有主动干坏事的,有被动干坏事的,有原本是干好事后来变成干坏事的,等等。 干坏事的人可以很多,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迅速增多,压倒真正的创新者、企业家。

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运动式推动创新令人担忧。   我们一直在用一个词,制度。

制度是干什么的?制度就是用来应对上述这些问题的。 在创新的过程中,选什么人、选什么项目,朝什么方向发展,出多少钱,怎么出,谁做这些决定等,都是制度决定的,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机制。

在一个有法治秩序的市场制度下,以上的绝大多数问题能得到较好的解决。

  其中,政府维持市场秩序的作用有基本的重要性。

但在多数投资决策上,政府的作用是间接的、辅助性的。

这是因为,即便是在相当完美的法治制度下,不用市场机制,政府也无法有效解决上面提到的种种问题。 (作者:许成钢,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。

)(编辑:熊丽君)。